外卖骑手感染病毒背后，人其实就是最廉价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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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悲了伤的白犀牛



疫情仍在蔓延，在家自我隔离期间翻了一下近代中国史。当西方都在轰轰烈烈地搞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正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解决异族统治的问题，根源在于立国之初，满族全族人口数量不过一两百万，却要统治数十倍于自身的汉族人民，当时自上而下的整个政府体系最大的KPI就是要维持政局稳定，最大的扣分项就是“发生反清运动”，所以整个国家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发展，甚至，当时根本没有“发展”的概念的，只有“活下去”的概念，万千子民想要有饭吃，活下去，大清王朝想着没有动乱，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当时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占据着肥沃的中原大片的土地，心中仍是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只要维持下去，日子就能过下去，所以康熙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治理黄河，黄河好了，田地就有了，子民就有饭吃，就不会造反了，所以治理黄河的重要性排在吏治和科举之上。


而很可怕的是，这种模式到今天似乎仍在延续。


自从互联网兴起以后，中国互联网造就出很多模式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如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还有网购快递以及无处不在的外卖等等，很多创新之举都是宣称“领着全世界在走”，全世界范围内并无成熟先例可循，这是很值得中国互联网界骄傲的事情。


而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创新大部分只能在国内蓬勃发展，而输出到国外往往就水土不服，一如支付宝，国外的信用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支付宝要取代信用卡的难度比较高；二如充斥着大街小巷的快递和外卖，在欧洲靠人手去送一个快递的费用一般情况下高达十几甚至数十美金，光是这一点就很大程度上制约其商业模式的落地壮大。


我把当前中国依托互联网的创新称之为“中国式创新”，因为这些创新跟中国的国情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人口众多且高度聚集、劳动力低廉、政府求稳定发展、人民求安居乐业。何谓中国式创新？就是指凭着互联网的力量+庞大的劳动力去实现的颠覆。


我知道这样说是有些武断，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发展更多地是以“技术创新”驱动的，而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以“模式创新”来驱动的。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外人少，人力成本相对更贵，所以他们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会诉诸新技术去解决——


比如，16世纪末，英国的采矿业发展到相当的规模，靠人力、畜力已经很难满族排除矿井地下水的要求了，所以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去解决这个问题，并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而中国人口众多，相应的人力成本就相应的很便宜，人们遇到问题会想着靠人海战术去解决，人心齐泰山移，就如在中国拥有悠久血泪史的纤夫就是个例子，几百年间没有人想着通过技术创新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或者没有文艺复兴作为创新的发动机，中国近代积弱主要是因为缺乏创新的技术，而根源则在于中国人太多了，大部分问题都靠不停地往上堆人力去解决，哪怕到现在互联网渗入到每一个角落的中国依然还是这样的。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中国“模式创新”的弊端给彻底暴露出来了。按照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的研究报告，疫情对不同微观个体的冲击程度不一样，而受到冲击最大的人群，正是包括外卖、快递、滴滴以及部分制造业等弹性薪酬制的员工。而更关键的，在中国互联网创新多年后，国内诸如此类的弹性薪酬制的员工数量增长非常快，当前数量规模非常巨大，而另一面则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


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常常被认为是一场造富运动，但实际上，财富是迅速向个别、少数人群集中，比如互联网企业老板成为各种首富、互联网企业员工获得优越的薪资和高额的奖金，而在这背后，它同时造就了一个社会保障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的群体，就是上面说的外卖、快递、滴滴的底层从业者。


昨天传出有外卖骑手不幸感染病毒的消息，我跟一个互联网的朋友讨论“疫情期间，能否实现通过无人机去送外卖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他呵呵一笑，在中国，人就是最廉价的机器。